研究者指出，在中國不同的產業(yè)部門之間，經濟轉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機制，可能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的源泉，則在于國家對不同產業(yè)部門實行產權改革的方式不同。

　　經濟轉型顯然能夠導致社會結構變遷。只要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間不算太短，隨意想想親戚朋友鄰居熟人在過去二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變化情況，便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人從經濟轉型中得到的好處，要遠比另一些人多得多。然而，對于每個人來說更重要的問題、以及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更有趣的問題，在于經濟轉型到底通過何種方式，對社會結構變遷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

　　經濟轉型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與每個家庭的生活息息相關，但由于不同家庭主要勞動力的職業(yè)和職位不同，它們受經濟轉型影響的程度和方式，可能也大相徑庭。最近，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魏昂德與兩名合作者發(fā)表論文，指出在中國不同的產業(yè)部門之間，經濟轉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機制，可能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的源泉，則在于國家對不同產業(yè)部門實行產權改革的方式不同。

　　魏昂德等學者重點討論了農業(yè)、鋼鐵和房地產這三個主要產業(yè)部門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他們指出，國家對這三大領域的產權改革都相當徹底，而如今，這三個產業(yè)內部的市場化競爭程度，也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是，由于上述三個領域產權改革的方式存在根本區(qū)別，導致經濟轉型在一些產業(yè)內減少了收入差距，在另一些領域則加劇了社會成員生活水平的差異程度。

　　在農業(yè)領域，改革以前，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掌握在生產隊和集體農場手中，而種植計劃往往也是由社隊集體確定的。改革以后，配置勞動力和制定種植計劃的權力，被下放給農戶，但農村土地依然不允許私自轉讓。在這種情況下，農戶成為主要生產單位，可以自由安排自身的生產活動，但也要為自己做出的經濟決策負責；同時，改革還解放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可以進入其他領域獲得工資收入。于是，農村家庭收入得以普遍提高，而土地私自交易的禁令又防止了以收取租金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地主階級產生，改革縮小了不同家庭之間的農業(yè)收入差距。

　　與農業(yè)領域不同，鋼鐵產業(yè)的主要生產資料在改革前后都掌握在國家控制的機構和企業(yè)手中，但經濟轉型對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依然顯著。改革以后，市場機制在鋼鐵產業(yè)中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盡管主要鋼鐵企業(yè)依然掌握在國家手中，企業(yè)管理層對資金和人事的影響力還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在市場規(guī)律的驅動下，企業(yè)為了追求利潤，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改組并購和下崗分流。而在此過程中，鋼鐵工人的“鐵飯碗”被徹底打破，許多人失去了改革前的固定工資、福利待遇甚至穩(wěn)定工作。隨著“大鍋飯”時代的結束，鋼鐵產業(yè)的經濟效率得以顯著提升，但下崗失業(yè)也降低了部分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

　　房地產領域的改革則以另一種方式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結構。改革以前，農村住房主要依靠農民自建，城市住房則往往由單位負責提供。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市場。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得以出讓土地，而隨著“房改”政策的推行和大量商品房被建設開發(fā)，城市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并因為中國正在經歷的劇烈城市化進程而蓬勃興旺。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較早進入房地產開放領域并在其中取得成功的企業(yè)主，得以躋身中國最高收入的人群之中。而隨著房價和租金不斷提升，許多擁有多處房產的城市居民，也在改革中不斷見證著自身財富的增長。但是，房價上漲也給無房者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而從事房地產建設的廣大農民工群體也未能完全享受城市化的紅利。因此，房地產領域的改革雖然顯著不同于鋼鐵行業(yè)，但同樣加速了中國的社會分層。

　　在此基礎上，魏昂德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各行業(yè)在過去幾十年間所經歷的產權改革在內容與方式上都大不相同，而上述過程也確實使經濟轉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呈現(xiàn)出因行業(yè)而異的鮮明特點。然而，盡管改革的內容和方式豐富多彩，各行業(yè)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改革的決定，還是基本上由國家做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雖然中國已經越來越遠離中央計劃經濟，雖然市場因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深入與廣泛，但國家仍然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生活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解鈴還須系鈴人”，國家在控制貧富差距和優(yōu)化社會結構等方面，也應當肩負責無旁貸的義務。

　　（本專欄由“政見”團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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